1949年1月，老蒋收到情报，说卫立煌要逃往香港，于是就把卫及他的家人押到南京软禁起来。黄埔军校校长关麟征去看望他，结果连门都进不了，关麟征把配有将军领章的军装一把脱下，扔在地上，怒骂道：“凭这个都进不了门，这个不值钱的东西，我不要了。”
卫立煌出身合肥乡下，少年时剪辫从军，在粤军里从小兵打到将军。
北伐打过，抗日拼过，还带兵远征过缅甸，仗是实实在在打出来的。可在国军体系里，他不是黄埔系，总差半步。第二次国共合作时，朱德率领的八路军一度编在他第十四集团军名下，他跑去延安见过毛主席，回去给八路军送去一百万发子弹、二十五万枚手榴弹、一百八十箱牛肉罐头，这些具体数字后来都成了人嘴里的“通共”证据。
解放战争一开打，蒋介石心里有疙瘩，先把他丢去美国挂“考察”的名号，顺手收走兵权。东北战场顶不住，陈诚无力回天，只好再把这张老牌翻出来。
1947年10月，急电加专机把卫立煌接回南京，老蒋当面翻他的功劳，又口头承诺“东北党政军全交给你，战局真要失利也不怪你”。
卫立煌到了东北，看到的是解放军连战连捷，国军内部腐烂透了，上头的电令又一条条压下来，他这个“总司令”像被绳子拴着，心里明白，东北一旦丢掉，责任躲不过。
他动过一次走人的心思，从北平起飞，经上海落到广州，打算再转香港。
广州保密局早盯上他，住哪家旅馆、说什么话都被记录。
没多久，毛人凤把“卫立煌到了广州，可能要去香港”的报告递到蒋介石案头，人又被专机押回南京，看守比以前更紧。
那段时间，他从箱底翻出多年与毛主席、朱德往来的信件和合影，想了想，全丢进火盆，看着名字、面孔一点点烧成灰，这些本来象征情分的东西，在那一刻成了不敢留下的把柄。
战场那边风向转得很快。
1948年12月25日，人民解放军公布四十三名国民党战犯名单，卫立煌名列其中。在解放区，这是一份罪名单，在许多国军将领眼里，却多少说明他不是“里通外敌”的人。
淮海战役失利，蒋介石扛不住，1949年1月宣布下野，退回奉化，李宗仁接手，南京城上下的气氛松了许多。
除夕前后，看守他的人也松了劲。
卫立煌照着镜子，把蓄了三十年的胡子全部刮掉，戴上瓜皮帽，换上私塾先生常穿的长衫，趁着空档从院门边溜出城，经上海同妻子韩权华、副官柴生春会合，赶船南下，离开了那座困住他的城。
桌上常年摊着一摞报纸，他几乎把所有和大陆有关的消息都看到眼里。
在香港的年月拖得很长，两条新闻把他的心拽得更近大陆那边。
报纸上写着，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，他盯着那行字看了许久。另一条，是鞍山钢铁三大工程完工的照片。几年前去鞍山，他眼前全是废墟和冷掉的烟囱，如今镜头里烟囱重新冒烟，工人回到岗位，新中国这几个字在他心里第一次变得扎实。
他很清楚，跟着蒋介石那条路，是走不到这一步的。
1954年冬，美国和蒋介石当局签下《美蒋共同防御条约》，在他眼里，这一笔把那伙人彻底推到“卖国”的一边。周总理很快代表新中国发表声明，严正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，不容外人染指，他把声明从头到尾看完，只留一句“有骨气”。
北京的傅作义、张治中等起义将领接连发文支持，香港几家亲美报纸却阴阳怪气，说这些声明“并非真心”。卫立煌看得火冒三丈，对朋友说这叫颠倒黑白，当场放话，自己也要在香港公开发表和张治中差不多的意见，没人指使，只凭一个中国人的心里话。
这番态度，被香港的红色特工牢牢记住，整理成材料送到北京。
那边看完，很快有了主意：卫立煌要在香港站出来，蒋介石和毛人凤八成不会放过他，与其让他在外面冒险，不如干脆接回来。
毛主席听完汇报，点头认可，周总理的意思很干脆，这份爱国的心思应该落在北京。
从这句话开始，路彻底掉了头。为了安全，他的行程被压得很密：先从香港悄悄出发，到澳门，再从澳门进广州。1955年3月15日，他重新踏上大陆土地，各大报纸头版登出他的归来消息，一封写给台湾旧袍泽的《告台湾袍泽朋友书》通过新华社发出，劝那些还在犹豫的旧部想清楚路怎么走。
广州稍事休整，4月5日，他抵达北京，周总理、朱德亲自到机场迎接，4月25日，毛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他，几位开国元帅坐在一旁，那桌人当年在战场上枪对枪，如今杯对杯。
饭桌上，他特地向朱德道谢。当年仓皇离开时，没能把合肥的老父母带走，心里一直像压着石头，临走前写信托朱德照应。朱德把信呈给毛主席，主席当即派地下工作者赶去合肥，把两位老人保护好。这件事，他记了一辈子。
后来他在北京担任过几项职务，不再站在风口浪尖，把“余年报国”这句话一点点落在琐碎工作里。
1960年1月17日，卫立煌在北京因病去世，六十四岁，安葬八宝山。
南京那扇当年挡住关麟征的院门早已不见踪影，地上被扔过的那身军装也不知流落何处，只剩墓地里一块石碑，安安静静地告诉后来的人，这个名字最终站在了哪一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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